日前，10所新大学获得教育部批复，其中两所定位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高校备受关注，它们分别是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和大湾区大学。
与此同时，随着“一年一度”的“高考季”“录取季”的来临，全社会再次将目光投向高等教育。近年来，国内诞生了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，它们以“高起点、小而精、研究型、国际化”的办学定位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社会关注，比如南方科技大学、深圳理工大学、上海科技大学、福耀科技大学、西湖大学等。
近日，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提出，当下，以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第四代大学正陆续出现，这些大学的本质是打破传统边界，通过科教融汇、产教融合、全球协作，以颠覆性理念重构知识生产模式，以科技赋能重塑教育生态，以全球协作应对人类共同挑战。
徐飞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，第四代大学推动高等教育从“知识传授”向“价值创造”转型。第四代大学群体性出现和崛起，本质上是技术革命、教育范式与社会需求迭代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福耀科技大学校园风光 图/福耀科技大学官方网站
瞄准“新工科”
“1088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1200年法国巴黎大学的诞生，标志着第一代（中世纪）大学出现，其核心是知识传授。1810年柏林大学创立，开创第二代（近代）大学，形成‘大学自治、教授治校、学术自由、教学与科研统一’理念。1904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提出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三大职能，至此开启第三代（现代）大学时代。”徐飞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。
在徐飞看来，大学的每一次迭代都呼应着人类文明的跃迁，第四代大学同样如此。他表示：“进入21世纪，随着AGI（通用人工智能）技术的迅猛发展，第四代大学应运而生。国内以南方科技大学、上海科技大学、西湖大学、深圳理工大学、福耀科技大学为代表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亦先后成立，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，大力推进产教融合、科教融汇。”
值得关注的是，在专业设置上，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，不约而同将着力点放在“新工科”上。所谓“新工科”，是对工科教育整体的改革创新，一方面要发展一批面向未来布局的新兴工科专业；另一方面，则是对现有的传统工科专业进行改造升级。
近年来，越来越多高新技术成果首先诞生于创新型企业而非高校，在国际上，这样的趋势同样明显，比如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，就颁给三位科学家，其中两位来自谷歌旗下的英国人工智能公司深度思维（DeepMind）。
徐飞直言，传统工科教育存在三重脱节。一是知识体系脱节。比如，传统机械工程课程仍以内燃机为核心，但产业已转向氢燃料电池；微电子教材亦滞后芯片制造工艺3代以上。企业因贴近市场，研发迭代速度远超高校。二是培养模式脱节。线性学科架构难以应对诸如“光刻机研发”（需光学、材料、控制、AI等协同）等复合问题。华为“天才少年”计划招聘的多为跨界人才，恰暴露高校学科藩篱之弊。三是创新效能脱节。高校论文导向与产业需求错位。某顶尖大学5年积累2000篇自动驾驶论文，但真正产业落地的关键LiDAR（一种集激光、全球定位系统和惯性导航系统三种技术于一身的系统）技术专利却在企业手里。“新工科”成为第四代大学的战略支点，既源于技术革命的迫切需求，也源于对传统工科教育痛点的系统性反思。
那么，以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第四代大学，该如何解决目前传统工科存在的这些弊病？
徐飞表示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破局关键，在于构建“产业需求驱动科研、科研反哺教学”的闭环。为此，需要重构师资结构，比如，要求新型研究型大学工学院要有一定比例的教授拥有企业研发背景；与此同时，变革科研组织。福耀科技大学实行“PI制（一种以项目负责人为核心的科研组织管理模式）+项目制”双轨制，教师既可以申请学术基金，也可承接企业“揭榜挂帅”项目。此外，注重嵌入实践场景，使“产教融合”真正落地。
但传统工科非常注重学术价值，如果“新工科”更多基于产业需求进行科研和培养人才，那么工科的学术价值，是否会被消解？
徐飞认为，“新工科”可以在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搭建桥梁。比如上海科技大学在纳米材料领域的研究，既发表于《自然·材料》等顶刊，又同步申请多项发明专利，实现“学术影响力”与“产业价值”的双重突破。
“小而精”趋势？
值得关注的是，尽管成立时间不长，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，依然吸引了不少高分考生。
比如，2024年第一次开始招收本科生的深圳理工大学，只面向广东招生，录取最低分为624分，全省排名9667名，最高分为664分，全省排名1107名，其录取的最低分超本科线182分。作为第一年招收本科生的高校，深圳理工大学招生的最低分，竟然和广东老牌强校，“985”高校中山大学持平。
而2024年，西湖大学的录取生源同样以高分考生为主，普遍超过了650分，在部分省份，西湖大学的录取分数高达670分。
录取高分考生的另外一面，是国内几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招生人数普遍较少，比如深圳理工大学2024年招生120人，西湖大学2024年本科招生人数为90人，福耀科技大学2025年招生人数则为50人，远远小于传统高校每届几千甚至上万人的招生规模，这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精英化的策略还是发展瓶颈？
在徐飞看来，招生规模的“小而精”，本质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对“精英教育”与“创新生态”双重定位的必然选择。传统高校的大规模招生源于工业时代“批量输送技能型人才”的需求，而第四代大学的使命是培养“创新领军者”，两者的人才定位存在重大差异。
他说：“新型大学普遍实行‘小班化+导师制’，师生比一般为1:3—1:5，导师制成为标配，福耀科技大学甚至为每个学生配备4个导师——学业导师、科研导师、书院生涯导师和企业实践实训导师。此外新型大学强调‘本科生参与科研’，相较传统高校其人均科研资源（工位、仪器设备、经费）投入将在10倍以上。若扩大招生规模，资源稀释可能直接影响培养质量。”
事实上，小规模办学是世界部分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共同特征。比如，加州理工学院每年招收本科生230—260人；麻省理工学院每年招收约1100名新生，其中大约有800名本科生、200名研究生和100名转校生，但其创新产出能力远超许多大规模高校。
那么，主打“小规模”“精英化”的新型研究型大学，未来是否有扩大办学规模的可能？
徐飞认为，需要明确的是，“小规模”并非终极目标，而是发展阶段的选择。随着办学资源积累与模式成熟，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可能逐步扩大规模，但“质量优先”的原则不会改变。如南方科技大学从2012年首招本科生188人到2025年稳定在约1400人，用13年时间实现了规模与质量的平衡。再则，“精英化”并非排斥公平，而是通过“小而精”的试点探索新培养模式，再将成熟经验向更大范围推广，在生态层面上构建“核心突破—辐射带动”网络，实现创新溢出效应。
南方科技大学 图/图虫创意
更多新尝试
事实上，针对新型研究型大学，不少业内专家都对其保持关注并寄予希望，比如针对现行高校管理模式，不少业内人士早就期待改革。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，目前部分高校客观上讲只是一个满足学生学历需求的机构，而非真正满足个人成长需求的大学，在未来的发展中，特别是兴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“浪潮”中，可以不断去解决这些问题。
而在徐飞看来，传统大学的科层制管理已难以适应创新需求，新型研究型大学正探索扁平化、柔性化的治理模式，比如学术决策去中心化，可实行“教授委员会轮值制”，重大科研方向由跨学科教授小组共同决策。此外，不少新型研究型大学还采取校企协同治理机制，通过聘请企业高管直接参与专业设置与培养方案制定，确保教育与产业同频。同时还可设立“跨学科创新单元”打破院系壁垒，根据项目需要灵活招募教师和学生。
除了管理体系上的突破，对高校评价体系的改变也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探索的重要方向。近年来，不少高校的“唯论文”考核机制，受到了不少批评。但如何构建新的高校评价体系，仍然是一项难题。
徐飞表示，传统大学以论文、科研经费为核心的评价体系，已难以匹配创新型人才培养需求。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尝试构建“多元价值评价”体系，引导大学回归“解决真实问题”的本质。
“具体而言，一是拓展学生评价维度。可采用‘能力矩阵’评估学生，包括批判性思维、跨文化沟通、问题解决等核心能力，取代单一的GPA（平均学分绩点）评价体系；二是革新教师评价机制，比如将‘企业技术攻关’‘产业标准制定’纳入教师考核；三是科研评价突破‘唯论文’。通过设立‘应用研究特区’，对致力于解决卡脖子技术的团队，采用‘技术成熟度’（TRL）评估。”徐飞说。
